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做了文化汉奸?
鲁迅弟弟周作人为何做了文化汉奸?
周作人是鲁迅(周树人)的弟弟,他可以说是一个传奇人物。他是中国现代著名散文家、文学理论家、评论家、诗人、翻译家、思想家、中国民俗学开拓人和新文化运动的杰出代表。他精通日语、古希腊语、英语也曾自学古英语、世界语。然而,这位北大教授却在抗日期间做了“文化汉奸”最后被判狱十年。
周作人任北大中文系教授时存照
抗战的背景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京大学撤离北平,周作人受到北大校长蒋梦麟的委托看护校产。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写道:“抗战的时候,他留在北平,我曾示意他说,你不要走,于是,他果然没有走,后来因他在抗战时期曾和日本人在文化上合作被捉起来关在南京。我常派人去看他,并常送给他一些需用的东西和钱。记得有一次,他托朋友带了封信出来,说法庭要我的证据。他对法庭说,他留在北平并不是想做汉奸,是校长托他在那里照顾学校的。法庭问我有没有这件事?我曾回信证明确有其事。”
1934年11月,周作人(中坐者)出席东亚文化协议会第八次评议员会时存照
另一方面,周作人的日本太太羽太信子也必然会力劝周作人留下。羽太信子在近代史上她的名声很差,挥霍无度的她更是周作人和鲁迅反目成仇、兄弟失和的直接导火索。周作人是“日本女婿”,也曾留学于日本,这自然成了日本人拉拢他的便利条件。
周作人笔墨
之所以说周作人做了文化汉奸而不是真正的汉奸,是因为他并没有做过伤天害理、迫害同胞的事。他知道一旦上了日本人的贼船从此就会万劫不复,于是便关起门来搞翻译。也许最终的底线,是被他在1939年的“元旦遇刺”事件则所突破的。
周作人笔墨
一个自称是他学生的人求见周作人,他在进门后开枪将其击倒,蹊跷的是,子弹只打在了他衣服的一枚铜扣上,周作人只是受了轻伤。但这对于当时的周作人来讲可谓是不小的惊吓,日本宪兵队借机行事,以保护他为由进驻周府。周作人一直认为这场刺杀是日本人安排的,但出于惊惧心理还是在次月接受了汪伪政府的聘书。周作人先是担任了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馆长,后来又担任了教育总署的督办,最后还兼任了东亚文化协会会长、中日文化协会理事等伪职。
周作人于南京老虎桥狱中之题壁诗,书赠朱省斋手迹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命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将周作人逮捕,在押解南京受审随后将周作人监禁于老虎桥监狱。得知此事之后,他的朋友和学生纷纷为他开脱求情,说他有“保全北大的图书和设备之功”,俞平伯还给在美国办外交的胡适写了封长信,请求胡适为周作人说情。1946年11月6日,高等法院判处他十四年有期徒刑,1947年12月9日改判十年有期徒刑。
性格与苗头
周作人
从《周作人传》中可见他一饰三角:一是“伪官吏”的“周督办”,一是“寻梦者”的苦住庵庵主,一是周作人自己塑造的“为国为民”的“殉道者”。周作人文章的字里行间总是涌动着一股淡淡的“物哀”思绪,在不同的层次里,“物哀”可能是悲哀的消解、超越或深化。正如叶渭渠所指出:这种无常的哀感和无常的美感,正是日本人的“物哀美”的真髓。这也看得出他性格里另外一个层面。
周作人著《谈虎集》一九二八年一月版
周作人曾谈到其自选文集《谈虎集》的命名,称集中“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此外别无深意。”在周作人自以为是“踏了老虎尾巴”的文章中,有一封写给末代皇帝溥仪的信,恐怕是最“得罪人”的一篇文字了。因为他写这封信是溥仪被赶出宫之后,正偕同郑孝胥、陈宝琛二人,由醇王府仓惶逃往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当口,给落荒而逃的皇上写一封调侃戏谑的公开信,且还是“贺信”,看起来更像是落井下石。
溥仪1922年存照
他用文字抨击国外势力对中国内政的干扰,又激烈去讽刺“奴气”的国民,他对这两者都是深感忧愤的。在面对反驳之后他会旋即撰写文章更为激烈地批评北京市民。周作人曾态度鲜明地反对各方势力对“逼宫”事件加以利用,对外来势力尤其是日本势力的渗入,更为敏感与反感。他一再强调“日本人要自省,这样的侮辱他人结果就是自侮”。
周作人
如果说挑起“逼宫”事件的论战只是拉开一段人生戏剧的序幕,那么,在“逼宫”事件十八年后,周作人一生最重的戏份才悄然来临。此时他摇身一变,不仅从反日反帝的文化先锋变作了投日事伪的“文化巨奸”,还以伪教育总署督办的身份拜见溥仪。
周氏三兄弟
不可否认的是,周作人在文学上的造诣与对中国现代文学所做的贡献,但是他的性格里存在致命的软弱的一面。在面对苦难与权威的时候他总会选择顺从与自保,但在书面上他又是那么的“慷慨爱国”甚至到了激进和愤青的地步。
周作人的所作所为也就造就了他“如戏”的人生,不得不说“这人咋还两幅面孔呢”,你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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