赤诚的心-我所认识的严文井

说起严文井同志,大家可能早已熟知。我也写过他。那是作为文学家、编辑家的严文井,或者从儿童文学作家的角度去写的。近些年来,尤其是自己已到退休年龄这几年，文井同志亦已达八十高龄，我愈来愈明显地感觉到文井同志更真实、更鲜活，更具有完整人性的富有血肉的一面，这也许还是鲜为人知的。

我是五十年代末从大学直接跨进中国作家协会大门的。那时的文井同志，已是作协党组和书记处的领导人。前期我见到他的自然是文学界的组织者、领导者和儿童文学作家，对社会卓有贡献的那一面，也许较多是场面上的、外表的、日常工作和政治活动的那一面。那时，我这《文艺报》的小编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他个人、家庭及日常生活的另一面。

我们是在作家协会共同进入“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我有些迟疑和犹豫，到狂飙卷来才“响应号召”，随之投身到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大批判”的“战场”。当时，像我这样一些年轻人，仿佛天然成了最革命的，而那些早年追求革命的老干部，则成了“革命的对象”。作协被称为“黑线”范围内的重要单位，文井同志这样一些领导者，自然当做“高高在上”的中宣部“阎王殿”的“黑干将”和走资派”被大加批斗。

很快，我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一下子被推上了另一种“高高在上”的“革命造反”位置。不久，我们又统统被打发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

到干校后，文井同志被“解放”，成为我们连队的副指导员。他主持工作时，亲自把我们解脱出来，重新分配了工作。

斗转星移，到了改革开放、民主法制的新时代。在一次闲聊时，文井同志告诉我：五七干校后期搞的那一套，都是上边布置下来的，这让他联想到1942年延安整风扩大化时一些情形，后来都平反了、纠正了。所以，当时他就觉得恐怕这次也弄过了。——那种世事沧桑,人生感慨，恐怕每一个亲历的人都会有类似的认识。文井同志从自身体验和革命经历，从人的品性和理想追求，更敏锐地洞察了现实事物的真相和本质。

从干校回到北京，我们成了邻居，同住东总布胡同60号院。“四人帮”被粉碎，文井同志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和爱人也从北京语言学院调到社里工作。

这期间，文井同志主持了文学出版社“拨乱反正”的工作。赶在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际，出版了怀念周总理，痛斥“四人帮”，对国家、民族的兴衰和未来满怀关切与期望的《天安门诗抄》(1978年12月)，真是大快人心！

1979年1月，主持召集了一批优秀中青年作家参加的中、长篇小说创作座谈会。会上,冯牧、陈荒煤作了鼓舞人心的重要讲话；得到茅盾的直接指点和支持，陈国凯的《代价》、竹林的《生活的路》、冯骥才的《铺花的歧路》会后相继出版；接着，又有古华的《芙蓉镇》、莫应丰的《将军吟》、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等优秀作品的问世。

同时，为《当代》、《新文学史料》的申报、创刊和定名，作了种种的努力……为积累研究新文学发展的资料，为当代文学贴近生活，建立与广大作者和读者的密切联系，搭了一座很好的桥梁。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亲自拍板、“一个字不改”，及时出版巴金的《随想录》。原来，巴金同志所写的《随想录》，每写一篇都是先在香港一家大报上发表。因为，当时香港开放的程度比内地大一些。尽管如此，香港一些人土也不能不受内地某些言论以至风潮的影响，难免使有关主笔受到压力。有一次，他们事前没有跟巴老商量，便删掉了巴老文中有的字句和段落。此事干扰了巴老写作的情绪和原来的计划，致使他停笔好一段时间，后来才将原文一字不动地找个地方发表出来。这件事情在文坛和有关部门引起过不小的风波和议论。因此，我社有关编辑争取到《随想录》在大陆的出版权以后，自然要将有关问题提请社领导考虑。文井同志作为社里的主要领导人，过去某些人曾有“他胆子有点小，遇着问题尽量绕着走”的议论，没想到这一次他却异常果断地决定:“巴老怎么写，我们就怎么出。我们一个字不改。”由此,这部反封建,倡民主,讲真话,求真理，启示人们分辨善恶是非，呼唤科学和理性，期望国家振兴、民族发达，其价值和意义远远超出文学范围，代表当代文学最高成就的《随想录》得以及时出版。

今天看来，“拨乱反正”，要站得直，才行得正。面对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巴金站在时代的潮头，严文井敏锐地透视了这个潮流的趋向和社会的发展方向，果断地决策出版这部划时代的巨著实在是值得我们钦佩的。

黑白世界，不断超越自我。

严文井从年轻时候就喜欢围棋，每每有空闲时间便自己一个人打谱，但很少见他与人对局。一个偶然的机缘，他结识了著名围棋国手陈祖德。陈祖德请他手谈，他立刻推辞：我的臭棋，不必耽误你的时间。

他与陈祖德曾有一段文学情缘。

那是在1982年初，陈祖德经历癌症的折磨，死里逃生；又因输血引起黄疸性肝炎，大病一场，险些不行了;被全力抢救过来以后,他想到我国二十多年围棋事业的兴衰际遇，如何获得发展？多少人呕心沥血，很多事情是他亲身经历过来的，如不记录下来，真是“死不瞑目”的。他的这份感情，这种心思，这个愿望，向文井同志写信倾诉；文井同志立刻复信给予鼓励和支持，要他“不离开历史的真实,不回避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的描写,也不回避‘我’”；“既是生动的文学作品，又是可靠的历史资料”。同时提醒他“注意身体,量力而为”。(《答陈祖德书》)

从1982年初到1984年末，近三年时间，严文井给陈祖德的写作不少指点和帮助。这期间，我不止一次见到陈祖德的学生刘小光。他将陈祖德写就的一部分文稿，及时送到文井同志家里；文井同志每次都对文稿具体地提出意见和看法，写得如何，是否修改，以及需要注意什么问题，再从什么地方努力等等。当陈祖德写到最后一章时，文井同志特地打电话，一面预致祝贺，一面从围棋的官子讲到文章的收尾，从交响乐的旋律讲到书的主题，说话幽默风趣，关怀无微不至。后来，陈祖德说:“我从这位文学界前辈身上获得的教益，非言语所能形容”。(《超越自我·后记》)

文井同志以他敏锐而深邃的目光，看到陈祖德二十多年来爬不断发现并勇于克服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在我国围棋事业上跨过一个又一个高峰，从棋艺到精神不断战胜自我、超越自我；在个人生命过程中，几次病危，却能驱除病魔，转危为安；在体力已难以支撑一个围棋手在黑白世界里的艰难比赛时，却勇于转入文学世界——人生的另一个竞赛场地，并以高昂的斗志和极大的毅力努力去完成这次新的跋涉……他始终表现出敢于战胜自我、超越自我的宝贵精神和品格。我想，文井同志从一开始对陈祖德的人格力量和坚强意志就是了然于心的。

喜好散文，篇篇皆情真意切。

过去，在我的印象里，文井同志主要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这可能跟我上学和成长的年代有关。那时，确实是文井同志的《小溪流的歌》、《“下次开船”港》、《南南和胡子伯伯》、《丁丁的一次奇怪旅行》等童话寓言作品流行的时候，所以文井同志在儿童文学方面的创作成就比较多的为人们所熟悉。其实，文井同志还写过诗歌、小说、文学评论等。在前些年，他多次告诉别人：他最早写的是散文，最钟情、最喜好的也是散文。他觉得，过去一些年忙别的事情，耽误了写散文，以至有一段一段的空白。现在，要多花一些时间来写散文，抒发自己几十年来丰富的人生感受和社会体验。他说，这叫“有始有终”，情感才算落到了实地，心里才感觉得是踏踏实实的。

我第一次听他说“自己喜好的是散文”,心里还有些诧异。后来，多次接触到他的散文，我才真切地感受到，他对散文的钟情，他借散文来抒发自己一生的许多重要情感，是真实的，决非虚饰。

“文革”后，他较早地再版的一本书，是他1937年所出的第一本集子即散文集《山寺暮》。那“主要是想‘恰当表达’出我真正感受到的和我真正意识到的”一点东西，并以此感觉“一种快乐”。(《山寺暮再版后记》)

他给别人的诗歌集、小说集及其他作品集写《序》,如《鸟儿唱了——《阎妮的诗》序》、《心的歌——〈我有一个好爸爸〉序》、《过来人的“寸草心”——〈我有爱的火焰〉序》等，都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他写信、写祝词，如《答陈祖德书》、《给高尔品的信》和《中国、中国!——一个祝词》、《我们看到了你们——献给中国女排》等，也似在写散文。

他写悼念文章，以至写作品评论，如《小草哀歌—悼茅盾先生》、《听高晓声的“农民”组曲》等，都是抒情散文。

有一次，我在晚上八点多钟到他家，他还没有吃晚饭，仍坐在桌前修改一篇文章。那是应《辽宁日报》之约而写的。原来，他在《辽宁日报》的前身《东北日报》工作过，当过副总编辑兼副刊部主任。他说：这篇文章已经写两三天了。写一次，觉得不行，又写一次。他把桌上一大摞原稿递给我看，足有二十来张。他说，加起来至少有四五千字。现在改得基本成形了，只剩下二百多字。他给我念了一遍,说这样比原来那几千字似乎更能表达他对东北的感受，对那黑土地的感情。这就是后来收入他散文选的《对黑土的恋情》。他认为：那是他“在大烟泡里打滚”的“青春的一部分”。

还有一次，他情不自禁地颇为怀恋地对我谈到，他参加革命前，曾在北京有一次“青春的恋情”。已经事过五十多年了，我们都老了，儿孙都长大了；那时，我去了延安，她离开大陆去了台湾，后又到美国讲学(现退休住在台北)，彼此许多年没有音信。突然，她侄儿通过萧乾介绍来找到我，要我给她准备在大陆出版的一本散文集写《序》。

这难免引起他感情的波澜、深情的回忆:原来那“年轻人的温暖的驿站”,“那个心灵的客人”,在“那些曲里拐弯的胡同”里,“不知疲倦的散步者”,还有那幽静的公园、清澈的湖、明净的蓝天、黄尘和风，犹如梦境，又好像是水中的倒影，今日旧景依在，而却影去人非……各自都经历了多少磨难和坎坷，只有年轻时的真情依然使人感到温馨，令人回味。

于是，他的又一篇动人情怀的散文写成了，即后来收入散文集《苦涩的无花果》中的《张秀亚和她的寻梦》。

作如是观，论古观今看人生。

长期以来，文井同志对我大儿子一平一直有着一种特殊的关心。

一平自幼患小儿麻痹症成为高位截瘫的残疾人。“文革”后，我家与文井同志作了邻居，他直接看到一平残疾的情况。文井同志喜欢西方古典音乐。有一次，他偶尔听到一平弹奏西班牙古典吉他曲子，说一平悟性好，有灵气，弹奏中蕴含感情。不久，他还亲自带了爱人康志强和女儿康敏来我家，专门为听一平弹吉他。他送给一平两本书，并在一本书上写了一句话:“关于人，历史所能留下的，仅仅只有他们的精神。”从文井同志一双圆而有神的眼睛里，似乎感悟到什么，也寄托着什么。

他给一平介绍了两位年轻朋友。通过年轻朋友认识了一位残疾人实业家赵一凡。一凡当时正创办一家公司，一平便被吸收为这个公司的人员之一。他们照顾残疾人，给予残疾人许多方便，搞了一些活动，并给了残疾人一些生活补助。

我每次见到文井同志,他总是首先问道:“一平最近怎样？一平学习中医，他总关心:“一平学得怎样?”一平拿到中医行医执照，他又常问:“找他看病的人多吗?”总之,一平成了我们俩见面时谈话的一个首要内容。他关心一平的学习、工作、事业和生活,甚至还设想着给一平找一个什么样的生活伴侣等等，可谓关怀备至。

后来，文井同志迁住红庙北里。他离休在家，只参加很少的些社会活动，一是涉及少年儿童的事情，一是观赏围棋比赛，再就是接受赵一凡邀请，出席关心残疾人事的活动。每天他都看书，闲时养猫，并钟情于散文创作，还研究《周易》和禅理。有一次，他特意让我带给一平两本关于禅风、禅骨的书，给我讲了好多关于禅门教义、使人顿悟禅机的事情，同时纵论古今，广罗中外，人生、哲学、行为、道德、修养、灵性，从历史到文艺，从生活到创作，从理论到实践，一些我所闻而未见、见而不悟、思之不详、解之不明的人和事，在他谈笑之间似乎皆顿时豁然开朗,使人胸襟敞亮，神清目明，深感获益匪浅。他说:“你不会想到我对《金刚经》有研究吧？我为《金刚经》写过一篇东西，其中讲到三个境界、三个层次，感悟颇多。”

1997年春，听说天气暖和以后，文井同志要去加拿大(后未成行)。那年他已八十二岁。年前曾经病了一次，两大腿侧胯骨痛得厉害，行走都不方便了。他的大女儿、二女儿都在加拿大，很掂念他，特别托付在北京的朋友给他治病，颇有疗效。我特意去看看他。到他家时是下午三点多钟，他老伴儿康志强见到我很高兴，立刻到客厅西侧文井同志的卧室里叫他。我随之走过去，见文井同志正侧卧床上,身上盖着一件皮衣，一只肥胖的花猫正依偎在他怀里。文井同志是午后小憩，或是躺着看书时犯困了，并未熟睡，听着叫立即揭开皮衣坐起来，那只背黑肚白的大花猫“喵喵”地叫两声跑开了。

说到即将去加拿大。他说，这是两个女儿的意思。他开玩笑似地说:“我去了,也许像×××一样,就回不来了。”

我问到他的胯骨痛。他说当时确实痛得很厉害，就吃了那二十丸中药，说是祖传秘制，每天一丸，吃完就好了。真灵!

于是谈到他几年前左颚下长出来一个拳头大的瘤子。医生说不碍事，就是怕太大了不好办，要去掉只能开刀。他想，不影响吃，不影响睡，就是不美观；现在人老了，也不要什么好看不好看，只要没关系，就没有管它。不知怎么的，去年自然就消掉了，一点也看不岀来了。说时，他睁圆了眼，笑眯眯的样子，煞是有趣。

我也跟他说道，前年我的两个肾脏检查出有多发性错构瘤。西医说只有动手术，我在医院也预约了。但我学中医的大儿子一平让我吃中药，两年下来果然效果很好。文井同志马上说:“一平有灵性，有慧根。他让你怎么吃就怎么吃。”

然后，他又兴致勃勃地对我说：他上初中时，当中学教员的父亲将《金刚经》的文言文翻译成白话文，让他誊抄。这些年，他又读过许多遍，许多句子都能背下来。结尾的那个偈子，每天躺在床上都背它几遍。于是，他就反复给我念:“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电亦如露，应作如是观。”我一面听,一面记录下来。他特别嘱咐我：你带回去，告诉一平，让他每天也念念这个偈子，会大有好处！他还说，禅宗第六祖慧能，不识字，听别人念，就是念《金刚经》顿悟法门，成为一代高僧的。看来学《易经》，读《金刚经》，使人心气平和，血脉和畅，容易心静气匀，驱除杂念和烦扰，全身气脉贯通，血流通泰自然，于身心健康显然会大有裨益的。

等我要走的时候，他一面走向里屋，一面说:“我送你两张照片。”一张是他与老伴儿的合照，一张是他最满意的胸前抱着可爱的小花猫的照片。他与小花猫都睁大双眼望着镜头：他那么温和而慈祥，它那么专注而依恋。

今年春节，我和家人(包括我老伴、一平的爱人和他们的一对可爱的儿女)一道去看望文井同志和老康，他们都非常高兴。文井同志详细地问到一平诊所的情况，医术的钻研、就诊的多寡、收入的多少，我和老伴退休后的状况，特别是我们和一平的生活如何……他知道我们一家和睦，生活得很好，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努力，最近又都在北京报上了户口，感到很高兴，连连说:“这下我放心了。”

我们与严文井、康志强同志合照了两张相，就兴冲冲地离开了。

望着文井同志的照片，我不禁想到：他年轻时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一片忠心，一片赤诚；经历几十年风雨的磨炼和洗涤，更显出他超凡脱俗的品格和精神，国家、民族和大众仍深深埋藏在他炽热的心里；他对少年儿童、对年轻人、对残疾人以至对一平和我们家，一片关注，一片禅心，只求付出，毫无所求；他对围棋和文学事业，以及特别钟情于散文创作,均表现出他的情感追求和赤诚的心……总之，一接触到文井同志，仿佛就使人融入到一种和乐、和悦的微风之中，透出一股超脱、俊逸之气，令人胸襟宽阔，神清目明，备感心而畅快；他时刻保持这种和畅、平顺的心境，难怪他在1979年底虽然曾经大病一场，脑血管出现急症，二十四小时不能说话，而今已近二十年过去了，他的身体战胜了一次一次疾患，仍然良好康健，这其中不是颇有一番耐人思量令人寻味的意蕴么?

1999年4月4目

附:小溪流的歌永不停息——怀念严文井

7月20日上午，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严文井同志早晨四点多钟去世了。虽然前一天我还问询过他的病况，知道医院已报病危，但他这么快就离开了我们，我还是感到有点突然。

坚韧顽强的意志

4月15日下午，我到他家去看望过他。他当时正躺在床上休息。他见我来了，立即翻身起床。我知道他行动已相当不便，就蹲下去为他穿上拖鞋，然后站起来伸出双手去扶他。他却不让我扶，自己撑着床边和墙壁，一步一步颤颤巍巍地挪着走到隔壁客厅。他走得非常艰难、非常缓慢，但毕竟自己独立地走到客厅小沙发前坐下了。那种坚韧的精神和顽强的毅力，实在让人感奋，也实在让人心疼。

据他老伴儿康志强同志说，近来文井说话很费劲，口齿也不太清楚，因此他很少说话了。那一天，他见到我时，兴致很高，竟说了不少的话。虽然他往往是从嘴里蹦出一两个字音，至多三五个字音的话来，却表达很准确，思维极清晰。很明显，他依然像过去样时刻关心着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希望从我嘴里多听到一些国内外发生的事情以及文艺界和有关朋友们的情况。当时，看到他满怀兴致的表情,我忽然向他问了一句:“文井同志几十年关心革命、关心国家、关心同志……您现在还那么关心吗?”文井同志立外使着劲儿大声地说:“关心!”这两个字从他嘴里猛然迸发出来,真是惊天动地、振聋发聩。他说得那么郑重、那么认真。听到他的高声回答,看到他的神情,我们都一齐笑了。在内心震惊的同时，我也为他的那份深情、那份挚爱而感触良深。

文井同志对这个世界的热爱和关心，实在是难以用简单的几句话来一一叙述和说明的。我去看望他，自然多问询到他的身体状况，则都是老康在一旁回答我。文井同志却一个字不谈自己的病况，反而问起我及我的家人，尤其关心我残疾儿子胡一平的近况。他老伴儿忍不住在一旁埋怨说：文井三十多年不上医院看病。我们劝他都不听。他有病，从来不说病痛，不叫难受；以前是自己去药店买点药来吃，现在是我到医院给他拿点药。前不久，他小便失禁，我到红庙医院拿来“隆闭舒胶囊”给他，吃了竟然效果挺好。人民文学出版社老干部服务部的同志给他联系好了协和医院，他也不去检查、不去看病。

我理解文井同志的性格和为人。他在人生追求和为事业为理想奋斗的几十年中，从来不愿意给别人增添一点点麻烦，进入老年后尤其如此。同时，他对人的生老病死有自己的独到理解，他遵循自己信服的生活原则和人生哲理。

真没有想到，不几天，我老伴儿因为与文井同志有一些相似的病状，主动打电话给老康，向她推荐大夫，想让文井同志去治治病，却听说文井同志病危住进了协和医院。经医生检查，文井同志患有脑积水、糖尿病、心肌梗塞、帕金森等多种疾病。

开始时，险象环生。但住院不几天，他的病竟逐渐趋于平稳。4月28日，我去病房看他，他微笑着与我握手后，表情愉悦，并且已能坐起，吃点东西，每天还可以让人扶着下床两三次，走动几步。大家都为他恢复之快感到意外，也为他顽强的生命力和坚韧的意志力而感觉高兴。有人说,这可能与他二十年不上医院很少吃药有关,因此药物在他身上产生了神效。我们都为之庆幸。

后来，他的病情时有反复。但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是清醒的。我在心里时时祝福，企盼他能闯过这一次病患，希望能再有机会与他倾心交谈，听到他富有机趣和幽默的谈吐，听到他对历史的深沉思索，对时代的敏锐感悟。

“永远不休息”

这时，让我不时想起去年10月15日严文井九十华诞那一天，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会议室里，我参加社里的新老同志，包括作家、诗人、翻译家、理论家及文井的家属共三十多人隆重举行“严文井文学创作七十二周年暨《严文井选集》出版座谈会”的情景，回忆着文井同志几十年的生活历程、革命业绩、创作成就、品德人格和为人风范等等。

他1932年8月在《武汉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三个晚上》,从此笔耕不辍；他从北平图书馆一个普通职员到延安投身革命；从抗日军政大学到鲁迅文学院文学系任教；从《东北日报》到中国作家协会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几十年来，勤于学习，敏于思索，秉持信念，不懈追求。他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副书记、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杂志主编，作家出版社社长和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亚非作家会议中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务，在组织领导工作和文学创作等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在新中国儿童文学创作领域，被人称为泰斗式的领军人物。《小溪流的歌》、《南南和胡子伯伯》、《“下次开船”港》等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孩子们，迄今仍为人们传诵着。

他最初以散文走上文坛，出版的第一本书是散文集《山寺暮》(1937年)。他自己也说最喜欢散文这种文学形式。进入老年后，他还写出了一篇篇意蕴深沉的精粹散文。1995年他写的《我仍在路上》，只有短短的十行，既浅显又深沉、既通俗又深奥地道出了耐人寻味的人生感悟和为人准则。他写道:“我仅存个愿望，我要在达到我的终点前多懂得一点真相，多听见一些真诚的声音。我不怕给自己难堪。”他的话，仍时时回响在我们耳边。

他写过小说和文学评论，并给许多年轻作者和文学界朋友们写信、写序、写推介文字,每一篇都饱含真情，经过深思，给朋友和后辈以支持与关心，鼓励他们开拓新路，积极进取。不少作家朋友都从他诙谐、风趣的言语中获益匪浅，亲切地感觉文井同志是他们的良师益友。

新时期文学创作和文学出版事业面临新的变革和发展，文井同志思想解放，眼光敏锐，带领大家抓住机遇，及时出版了引领潮头的新书、好书，如《天安门诗抄》、巴金的《随想录》等等。

他离休后，除了应围棋国手陈祖德等朋友之邀观赏对弈，研讨棋艺，出席有关少年儿童的节日庆祝和联谊活动外，其他一切活动(如作协及文学界各种会议和选举，与外宾交往以至出国访问等等)均不再涉足。仿佛把一切都看淡了，无论名誉、地位、金钱及其他，好像对世事皆无所求了。实际上，他一刻也没有忘记当年如何热切追求革命和理想，无限向往美好与真理的情景，他内心里仍急切渴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他热爱国粹围棋，热爱少年儿童，两者在文井同志身上天然融合，不正是继承传统与期待未来的交相融会，包孕着民族的发展和希望吗?!

我记起了严文井的童话故事《小溪流的歌》里面明明白白地写着：大江不知疲倦地奔流着，奔流着，永远向着前方。小溪流唱着无尽无止的歌:“永远不休息，永远不休息！”

文井同志的一生追求不息，奉献不止，给人的启示永远是丰富而深沉的。

写于2005年7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