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入袭来！丰岛海战前那些不为人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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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夏天，狭小的朝鲜半岛西海域，乌云密布，战争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重。

与清王朝上下徒有激情，军备方面却严重不足不同，日本对于即将爆发的中日大战蓄谋已久，已经过了长时间的精心准备。这一过程可以一直上溯到1882年，那一年，日本将中国列为头号假想敌，对华积极备战并将此作为国策，从此，狂热的军备竞赛以及无孔不入的战略侦察便从未间断。

二十多年的扩军备战，等的就是现在。1894年6月5日，日本成立了大本营，作为由天皇直接统辖的战时最高指挥机构，以确保战时统一指挥海陆两军作战。

大本营的作战策略非常明确，就是输送陆军主力兵团在中国沿海择地登陆，继而在直隶平原上与中国陆军兵团进行决战，最后直取北京，逼迫中国签城下之盟。

陆军登陆，其海上交通线、运输船、抢滩，都需要海军进行协同保护。日本陆军的机动兵力远超华军，且已完全是近代化的编制体制，海军实力虽说也已超过北洋，但差距并没有这么大，因此其大本营对陆军获胜信心十足，唯独对其海军能否战胜北洋海军，进而夺取和掌握制海权，缺乏绝对的把握。

根据争夺制海权可能出现的结果，大本营制订了三套方案，即：甲案，若海战获胜，陆军便长驱直入；乙案，海战胜负未决，陆军夺取平壤；丙案，海军大败，陆军全部撤出朝鲜，退守本土。

海军、海战、制海权，由此成为日军作战计划中的主题词，它们也正是决定未来战局发展以及战争胜负的关键。

运 兵

清廷并没有一个集中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过去特别是雍正乾隆时期，战事主要由皇帝统筹，军机处辅助，但如今的光绪过于年轻，军事理论和实际的战争知识都十分有限，现任军机大臣，如翁同龢等，又均为文官，对近代战争极为陌生，根本无能力指挥全局或制订作战计划。

李鸿章原本只相当于一个战区司令官的角色，能够直接调动的也仅限于他所节制的淮军和北洋海军，但事到临头，所有责任又都压在了他一个人身上。无怪乎当时的一些外国评论认为，所谓中日战争，实际是李鸿章一个人的战争，也即他与日本人之间的战争。

在清廷下达主战严令时，日军在朝鲜已占据主动，要想改变局势，唯有继续增兵朝鲜，李鸿章于是抽调淮军主力一万多人，从北路取道辽东，渡鸭绿江入朝，分别进驻平壤和义州，用于阻止日军北上。南路方面，鉴于第一批援朝部队，也即叶志超、聂士成所率，驻于牙山的两千余淮军，已深陷于日军势力的后方，北路部队因道路遥远，又难救其急，李鸿章另从天津抽调淮军两千五百人，海运牙山予以增援。

随着战争不断逼近，考虑到日本海军在朝鲜沿海活动频繁，海运风险很大，李鸿章在调用运兵船时，没有选择通常的招商局商船，而是租用了三艘英国印度支那汽船公司的轮船：“爱仁”“高升”“飞鲸”。

李鸿章没有让海军沿途为运兵船护航，这主要是因为运兵为秘密行动，若北洋海军护航，反而会使秘密暴露，遭遇日军袭击。此时中日尚非正式开战，船上又有飘扬的“米字旗”作为护身符(英国商船在航行时均高悬英国国旗，英国国旗的图案很像中文里的米字，故中文里把它叫作“米字旗”)，李鸿章相信，即便没有海军护航，船只在航行途中也不会有太大的安全问题。

情报显示，牙山海湾口外水深足够，且海底砂地条件较好，是优良的避风锚地，但湾内水深不够，商船无法直接驶入，需要在湾外用小仙板、驳船换乘转运，上驶七十里后才能抵岸登陆。这让李鸿章担心，各船在湾外等待转运时，可能被日军发现并遭其偷袭。

1894年7月19日，李鸿章致电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正式通报了增兵牙山的计划，为求万无一失，他命令丁汝昌派数舰前往牙山湾口外游巡，掩护运兵船在登陆点卸载，等各船人马全部下清后再返回。丁汝昌按其指令，决定派“济远”“广乙”“威远”三舰自威海前往牙山。

牙山湾内其时只有三十艘驳船，每船仅能载运三十人，如果三艘商轮一起驶到，势必会阻滞等待转运的过程，进而增加危险。天津海关道盛宣怀在奉李鸿章之命，具体安排运兵调度事宜时，便安排“爱仁”“飞鲸”“高升”分别于三天开航，20日，他将详细的运输计划电告丁汝昌，并特别强调了安全的重要性，再次叮嘱护航军舰必须等各船卸完，才能放心回航。

在中方紧锣密鼓增兵牙山之际，日军的战时准备也进入了倒计时。李鸿章致电丁汝昌的当天，日本海军的主力舰船被统一整编为符合战时体制的联合舰队，“联合舰队”一词由此诞生。

联合舰队成立的次日，也即盛宣怀向丁汝昌通报运兵计划的那一天，联合舰队就通过潜伏在中国的日本间谍，获得了中国增兵朝鲜的绝密情报。大本营获报后，立即向联合舰队下达密令，要求以此为借口发动海上袭击，挑起战争。

一触即发

随着日本政府下定开战决心，朝鲜局势进一步恶化，已经重兵控制朝鲜首都汉城外围的日军，向朝鲜政府发去了最后通牒，勒令朝鲜必须在22日之前驱逐在朝华军，同时宣布废除中朝之间的藩属关系，否则便将攻入汉城。

战事一触即发，中国增兵朝鲜的行动变得更加刻不容缓。为了能够从速增兵朝鲜，北洋方面确定由第一艘运兵船“爱仁”号载运大批人员，相应后勤物资大都留给第一艘运兵船“飞鲸”号运输。自7月21 日起，“爱仁”和由“济远”“广乙”“威远”三舰组成的中国护航编队，按照预定计划，分别从天津大沽、威海起航，向朝鲜牙山驶去。

22日，日本所发出的通牒期满，朝鲜政府对日方通牒中的要求逐一予以拒绝。翌日，汉城外围的日军派出两个步兵联队、一个野战炮兵大队，在朝鲜进步党的策应下，猛攻汉城，守城朝军被当即击溃。日军攻入朝鲜皇宫后，拘捕了国王李煦、王后闵妃，随后便扶植起以李昰应为首的亲日傀儡政权。

同一天，日军联合舰队主力驶出佐世保军港，岸上送行民众疯狂欢呼，日本国旗、海军旭日旗四处飘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伊东佑亨乘坐于旗舰“松岛”之上，下令悬起旗语“坚决发扬帝国海军荣誉”，此情此景与四十多年后，联合舰队准备袭击珍珠港时的场面十分酷似，事实上，联合舰队也正是从此开始了其为人诟病的不宣而战传统。

与之相呼应，24日，朝鲜李昰应政权向中国宣战，宣布废除与中国的一切条约，并委托日本“将驻扎在牙山的中国军队，驱逐出境”，而这时联合舰队已直航驶入朝鲜西海岸。

“爱仁”和中国护航编队尚对此一无所知，它们先在朝鲜牙山口外的锚地顺利会合，接着由护航编队掩护，“爱仁”立即进行卸载。当天上午7点，经过紧张作业，首批登陆的一千余名弁勇以及随带的一百六十箱弹药，得以全部上岸。

清军登录朝鲜

“爱仁”随后返航，护航编队则一分为二，“威远”负责前往仁川，一面收集情报，一面向威海寄发有线电报，报告登陆完成情况，“济远”“广乙”驻泊于牙山口外，等待下一艘运兵船的到来。

下午2点，“飞鲸”号到达锚地下锚，所搭载的四百弁勇、三百后勤人员以及大量军用物资，陆续通过驳船登陆。其间，湾外突然出现一艘日本军舰，但随即又转舵而去，不见踪影。

5点30分，出外收集情报的“威远”返回，除带回了日军已于前日攻占朝鲜王宫的消息外，该舰还从驻泊于仁川的英国舰队那里，得到一个重要情报：“倭大队兵船明日即来。”

最后一艘运兵船“高升”号尚未到港，但如果护航编队继续等待下去，就将冒被日军“大队兵船”攻击的危险，“济远”管带(即舰长)兼编队队长方伯谦决定不等“高升”到来，即行离开牙山。

护航编队三舰之中，“威远”系福建船政局所造练船，战力最弱，航速也慢，方伯谦命其先行返航回国，“济远”“广乙”继续留在原地，等“飞鲸”卸载完毕，也紧急返航。

在“飞鲸”卸载期间，“广乙”号的蒸汽小艇帮助拖带驳船上驶，导致护航两舰都被迫在口外等待，也因此延误了时间，直到25日凌晨4点，护航编队才得以起锚驶出牙山口。

5点，旭日东升，“济远”“广乙”鼓轮疾驶，希望能够避开情报中所说的日军大队军舰。半个小时后，领队舰“济远”号桅盘上的瞭望兵大声报告：西南方向的天边发现了几缕煤烟！

济远号巡洋舰

出现煤烟的地方，也就意味着出现了军舰，护航编队最不希望见到的事情发生了。7点整，“济远”“广乙”进至丰岛附近，丰岛东南岛礁密布，大船无法航行，只有西北与公景岛之间的航道水深较深，是编队前行的必经之路。

在编队通过丰岛、公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时，西南方的目标也逐渐清晰起来，一直在努力辨识目标的瞭望兵终于确认，煤烟下的白色目标就是日军军舰。作为长期的竞争对手，北洋海军对日本海军亦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瞭望兵同时辨识出驶行于最前头的三艘日舰，分别是巡洋舰“吉野”“浪速”以及一艘不知名的军舰。

瞭望兵没有看错，来者正是从佐世保军港驶出的日本联合舰队，后者被编组成两支游击队，瞭望兵所观察到的是第一游击队。第一游击队由三舰组成，除了“吉野”“浪速”，另一艘瞭望兵没有识别出的军舰，系日本于上半年刚刚建成的高速巡洋舰“秋津洲”。

联合舰队虽获得了中国增兵朝鲜的情报，但应该并不掌握三艘运兵船的具体行程表，否则就会早早驶出佐世保，对运兵船实施袭击，“爱仁”“飞鲸”也就不可能安全到达牙山和进行卸载。“飞鲸”下锚卸载时，在湾外探头探脑的那艘日舰，其实是一艘无防护巡洋舰兼通报舰，名为“八重山”，它的任务是在朝鲜沿海监视中国军舰，“济远”“广乙”“飞鲸”也因此被其发现。

当天，第一游击队在航行途中与“八重山”相遇，“八重山”舰长亲自乘坐小艇，登上第一游击队的旗舰“吉野”，报告了他们在昨天侦察到的情况：“牙山昨日有(中国)军舰三艘，运输船一艘停泊。”第一游击队司令长官坪井航三听后，立即下令提高编队航速，以“吉野”“秋津洲”“浪速”的排序，向华舰返航必然要经过的丰岛方向直扑过来，于是这才有了中日军舰在丰岛的狭路相逢。

开始攻击

1894年7月25日，上午7点以后，第一游击队也发现了中国护航编队。此时第一游击队系以纵队队形航行，和同样呈纵队队形而来的中国护航编队，大致呈迎头并进的姿态。

日舰舷侧火力凶猛，如果照直继续往前航行，显然会限制这一优势的发挥，而且日舰速度超过华舰，一旦逼近攻击，丰岛、公景岛之间的狭窄航道也不利于其舰队机动。坪井航三与“吉野”舰长河原要一经过反复考虑，决定趁与中国编队距离尚远，先主动向自己的右后方外侧机动，等待中国编队驶出狭窄航道，进入丰岛外侧的开阔海域后，再展开行动。

在互相发现对方后，中日两边军舰都双双进入备战状态。中国编队在出发之前，“广乙”号管带林国祥曾请示丁汝昌，如果遇到日本海军挑衅，应当如何应对，丁汝昌当时给出的指令非常明确：“还击！”编队队长方伯谦依此下达命令，至7点15分，“济远”“广乙”完成应战准备，摘去了大小炮位的炮口罩，炮架上的固定锁链也被一一松开，但两舰也只是准备在受袭时还击，并未打算像日舰那样先发制人。

7点20分，中日军舰的距离拉近至五千米，“吉野”瞭望兵已经准确辨识出了“济远”“广乙”。

7点30分左右，第一游击队的航迹开始出现变化，“吉野”率先调转航向，背离中国编队而去，“浪速”“秋津洲”也随之鱼贯转向，掉头离去。日舰的这一战术动作，迷惑了中国编队，方伯谦认为它们可能和昨天曾出现于牙山口外的“八重山”一样，不是来作战的，只是先头的侦察分队而已，两舰官兵也都松了口气，很多人已经在打算回威海以后要如何如何了。

“侦察分队”后面，必然是真正的“战斗分队”，“济远”“广乙”急忙加大航速，然而此举却正中对手下怀。几乎就在中国编队驶出狭窄航道的同时，第一游击队突然集体转向返回，并利用其高航速，直插中国编队的侧翼，和中国编队形成了两条略呈平行的战列线，进而占据了有利的攻击阵位。

这是紧扼中国编队咽喉的一步好棋，三艘日舰直刷刷地在桅杆上升起了血红的战斗旗，坪井航三、河原要一立即离开飞桥甲板，进入飞桥下由装甲保护的司令塔。“吉野”配备有刚刚问世不久的专用火炮测距仪，7点43分半，测距仪显示中日军舰的距离已逼近至三千米，进入了中口径速射炮的有效射程，坪井航三下令：“开始攻击！”

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攻击令下达后，却未能得到立即执行，炮台长让人跑到司令塔，询问是不是真的要开炮，引得正准备观察修正弹着点的炮术长破口大骂，场面极为混乱。坪井航三见状，目瞪口呆，急得一个劲摇头。

坪井航三

这其实并不奇怪。北洋海军在其逐渐衰败前，毕竟享有过独冠东亚、世界第八的声誉，战前的两次访日以及日本舆论媒体的推波助澜，更曾对日本海军造成了一种挥之不去的畏惧心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日本军舰扩充太多太快，不少官兵都还是应募不久的新手，技术不够熟练，对自身技术的不自信，又加剧了其对即将到来的战斗的畏惧，以至于他们在占尽优势的情况下，依然因过度紧张而显得手足无措。

在攻击令得到确认后，“吉野”总算恢复了现场秩序，但由于水兵过于慌乱紧张，他们用舰首主炮射出的第一炮居然是空炮，除了炮口腾出的一团白烟，并未有炮弹落在华舰或海面上。

尽管如此，对华军官兵的震动仍然不小，炮声响起后，方伯谦以及飞桥上的军官都急忙进入装甲司令塔，“济远”水兵则在枪炮二副(炮长)柯建章的指挥下，迅速填弹装炮，组织还击。

7点45分，“吉野”炮声再起，这次射出的是真正的钢铁榴弹，七分钟过后，“济远”用前主炮还以颜色。短时间内，“秋津洲”“浪速”也都先后加入战团，海面炮声四起，震耳欲聋。

海 战

从技术上说，丰岛海战是一场实力差距极为悬殊的海上战斗。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之前，火炮还没有反后坐装置，舰炮多使用滑轨，以炮架后退的方式来吸收后坐能量，称为“架退炮”，中国编队的“济远”，日本舰队的“浪速”，主要武备都是德国克虏伯架退炮。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火炮技术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式舰载火炮引入缓冲装置，使得火炮射击后能自动弹回原位，射速也因此比架退炮快了很多，这就是新式速射炮，也即中国所称的快炮。“浪速”是日本海军第一次扩张时的产物，“吉野”和“秋津洲”与之不同，两舰作为日本第二期海军扩张时期的新舰，舰上全部采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所产的新式速射炮(也称安炮)，或日本自己改进的新式速射炮(称为重山内炮)。这些速射炮有的在口径上已接近德国克虏伯炮，最重要的是射速快，操作方便，尤其许多门速射炮集中在一艘军舰上，效果叠加，其打击能力足以令以往的老式大口径炮退居次席。

当天丰岛附近海况较好，舰体摇摆程度不大，火炮瞄准相对容易，“吉野”更有其他各舰均无的火炮测距仪助力，这使得日舰无论是火炮装填的速度还是发射的速度都极快。联合舰队战后的统计数字显示，其六英寸速射炮的射速达到了每分钟四发，四点七英寸速射炮的射速更是达到了惊人的每分钟七发。第一游击队的三艘日舰在以其一侧作战时，共可投入速射炮、克虏伯炮十七门，综合下来，每分钟平均可发射炮弹八十余发。

如此密集而又凶猛的火力，所制造出来的打击效果是非常恐怖的。“济远”主炮由全封闭穹盖式炮罩(炮盾)进行遮护，但根本就抵挡不住如同雨注一般的炮弹攻击，结果不但没有起到保护作用，炮罩在被炮弹击穿后，炮弹碎片还在炮塔内四处反弹，许多水兵被击中伤亡，阵前督战的柯建章亦不幸牺牲。

十九世纪的军舰，指挥系统较为原始，一旦战斗爆发，弹雨纷飞，传话筒、旗语、传令兵等手段往往都无法使用，因此各处炮位，一般都由相关负责督战的军官直接控制，舰长则在装甲司令塔内负责掌握军舰的航行、队列。在丰岛海战中，中日海军都是按照这一程序进行操作，方伯谦进入司令塔，即是在履行他作为管带和编队队长的职责，即指挥两舰按照既定航线突围，继续往威海方向航行。

炮位既有督战军官控制，督战军官的存在和表现，就会对炮位乃至整舰的战力发挥起到很大的影响。柯建章牺牲后，“济远”的前主炮瞬间陷入沉寂，这时青年实习军官黄承勋挺身而出，主动接替了柯建章的前主炮指挥职责，他一面安排包扎伤员，一面激励士气，督促炮手继续装弹填炮。然而很快，又一枚炮弹击中了前主炮塔，黄承勋的手臂被炸断，当即倒地，浑身是血。身旁的水兵将其扶起，准备送下甲板下医治，黄承勋摇着头说：“你们都有事要做，不要管我！”言罢，就停止了呼吸。

很多年后，当人们回顾这一时期的中日海上战史时，给予北洋海军的往往都是恶评，但是实际上，尽管所处的战斗环境比日舰要恶劣凶险得多，然而大部分北洋海军官兵在海战中还是表现出了极高的战斗素质和牺牲精神，如日舰那样的紧张慌乱情绪，并没有出现在华舰之上。究其原因，一部分要归功于英国军官、前海军总教习琅威理，北洋海军的组织、操演、教育和训练，缘由琅威理负责，在此期间，北洋海军纪律很严，技术进步也较快。

琅威理辞职后，虽然北洋海军在整体军纪和技术上都有所退步，但仍保持着一定的水准。此外，“济远”等舰上的官兵服役时间多在五六年以上，他们一方面接受过复杂严格的考试和训练，技术娴熟，对自身的岗位职责非常熟悉；另一方面思想意识上长期以日军为假想敌，大家枕戈待旦，很多人都有死战之志。

以黄承勋为例，他在随“济远”出征前，就对给他饯行的一位医官朋友预留了遗嘱：“此行必死！他日如果能把我的骸骨送回国，就靠你来帮我办后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