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杭大运河：千年传奇的水上动脉

一、京杭大运河的历史起源

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奠定大运河基础

京杭大运河的历史可追溯至春秋时期。当时，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于公元前 486 年下令开凿邗沟。这条运河南起今江苏扬州，北至淮安，连通了长江与淮河两大水系。

夫差开凿邗沟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解决军队和粮草的运输问题，以便北上伐齐。为降低施工量，邗沟最大化地利用了江淮之间的自然湖泊河流。其具体路线是从长江北岸的扬州向北，通过高邮湖后，沿东北方向进入射阳湖，出射阳湖后再改道西北方向，经淮安汇入淮河。

然而，初期的邗沟水道存在一些问题。所利用的天然湖泊湖面开阔，风紧浪骇，舟船极易倾覆；同时水道曲折漫长，水深较浅，通航不便。直到公元 197 年，广陵太守陈登重修邗沟，裁曲取直，由樊梁湖直上津湖，再由津湖北通白马湖。此后，船只便可从广陵直达末口入淮，缩短了航程，便利了航运，奠定了邗沟的基本格局。

吴王夫差开凿的邗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为后世京杭大运河的建设奠定了重要基础。

二、隋朝时期的大规模扩建

（一）通济渠与永济渠的开凿

隋朝建立后，随着政治大一统局面的逐渐形成，江南地区在全国经济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局部运河已无法满足社会需要，沟通南北水道变得极为迫切。公元 605 年，隋炀帝征发百万民工，仅用 6 个月便修成了全长 650 公里的通济渠。通济渠利用了原有的渠道和自然河道，但因要通行船体巨大的龙舟，运河必须凿得很深。从 3 月动工到 8 月就全部竣工，创造了人类开凿运河的奇迹，然而这一奇迹的创造付出了血的代价，“役丁死者什四五”。

通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贯通了洛阳到扬州。其西段起点为洛阳，水源为洛水和谷水；中段起点为板渚，水源为黄河，引水向东流向开封市；东段终点为今江苏盱眙，水源为淮河。通济渠开通后，成为了南粮北运的重要通道。

公元 608 年，隋炀帝又征发河北民工百万开凿永济渠。永济渠是利用原有的部分河道引水通航至天津，接着又开凿永定河，直通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通州。永济渠全长 900 多公里，与通济渠一样，也是一条又宽又深的运河。公元 611 年，隋炀帝自江都乘龙舟沿运河北上，带着船队和大批人马抵达涿郡，全程仅用了 50 多天，足见其通航能力之大。永济渠是隋朝调运黄河以北地区粮食的主要渠道，也是对北方用兵时输送人员与战备物资的运输线。

（二）江南运河的重修

公元 610 年，隋炀帝继续重修镇江到杭州 400 公里长的江南运河，打通了镇江至杭州段。同时，还疏通了浙东航道。至此，形成了以洛阳为中心，北抵涿郡，南至余杭，全长 2000 多公里的大运河体系。江南运河的重修，使得三吴的财富能够更加顺畅地流向洛阳及边关。

隋朝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通过通济渠、永济渠、江南运河等，连接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这一庞大的运河体系不仅加强了隋朝对南北方的政治、军事控制，便利了全国财物向洛阳、长安的集聚，而且大大加强了我国南北东西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三、元代的关键改造

（一）政治中心迁移带来的变化

元代全国政治中心移至北京，这使得大运河的走向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于政治中心的迁移，对隋唐大运河进行 “裁弯取直” 成为必然。元朝以前，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沟通南北。而元代以后，为了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缩短运输距离，提高运输效率，大运河改线，不再经过洛阳。

（二）会通河与通惠河的开凿

皇帝忽必烈为了实现北京与江南地区的直接连通，组织开凿了会通河、通惠河等河道，从而形成了中国大运河的第二次南北大沟通。

1289 年，为缩短南粮北运距离和解决水陆更替的问题，元世祖决定将隋唐运河截弯取直，下令开凿会通河。会通河是指自元代东平路须城县之安山西南起，经寿张西北，过东昌（今聊城），再西北达临清之会通镇与御河（卫河）相接的一段河道。据史料记载，元代运河通航 102 年，通过运河北调的南粮占全国总税粮的六分之五。

1291 年 1 月 26 日，元世祖根据郭守敬的建议，引大都西北的诸泉水，在金国原来运粮河的基础上重加修凿，东至通州入白河，全长 164 里，建坝湖 11 处，计 20 座。取名 “通惠河”。通惠河位于北京城东部，从东便门大通桥至通州区入北运河，全长 20 公里。由著名的水利专家郭守敬于 1293 年主持修建。通惠河开挖后，行船漕运可以到达积水潭，在元朝中后期，每年最高有二三百万石粮食从南方经通惠河运到大都。

会通河与通惠河的开凿，使大运河改造为直接沟通北京与江南地区的内陆运输水道，大大缩短了航程和运输成本，江南物资可由徐州北上直通京都，奠定了全长 1794 公里的京杭大运河的规制和基础。

四、明清时期的维护与发展

（一）多次大规模维护修缮

明清时期，大运河在国家经济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明朝时期，中国经济繁荣，对物资运输的需求大幅增加，大运河成为连接南北的重要通道。为确保大运河的畅通，明朝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进行维护修缮。

清朝时期，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修建大运河，大力推动了大运河的修缮工作。乾隆时期，大运河的建设基本完成，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国家经济和交通中的重要地位。

在明清两朝的不断努力下，大运河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输、行洪、灌溉、输水等功能。大运河的成功维护，使得物资更容易运输，商业更加繁荣，许多城镇在沿运河地区迅速发展起来，其中杭州、北京、扬州和天津成为最重要的城市。

（二）黄运分离与湖漕分离工程

明清时期，由于黄河的泛滥溃决，对大运河的河道造成了严重影响。为了确保大运河的畅通，明清两朝进行了黄运分离、湖漕分离等工程。

明代前期，徐州段运河的一个显著特点是黄、运合一，即黄河同运河共用一个河道，治理黄河的目的是为了保障漕运。但随着黄河冲决对运道的威胁日益严重，明朝开始进行黄运分离工程。

嘉靖六年 (1527 年)，左都御史胡世宁提出了在昭阳湖左开一新河的建议。嘉靖四十五年 (1566 年)，督理河漕的朱衡决定继续开凿此河，并亲自督工。隆庆元年 (1567 年) 五月新河成，这是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的第一次大改道。

万历年间，又进行了泇河的开凿。万历二十五年 (1597 年)，黄河再次于黄堌口南决，使徐州段运河乏水，难以行舟，漕运被阻。于是开泇河之议又起。直到万历三十二年 (1604 年)，“总河侍郎李化龙始大开泇河二百六十里，避黄河吕梁之险。总河侍郎曹时聘终其事，运道从此大通”。这是明清时期运河徐州段的第二次大改道。

清代康熙年间，为了避黄保运，又相继开凿了皂河、中河。清初，漕运船只出清口后，入黄河，西北逆行约二百里，因董口淤而取道骆马湖，湖行四十里入沟河。康熙十九年 (1680 年)，总河靳辅开皂河四十里，即以原直河口与董口之间的皂河为口通黄河，由皂河口向北偏西开河至窑湾接泇河。

在进行黄运分离的同时，明清两朝还进行了湖漕分离工程。自弘治到万历年间，白昂、王廷瞻、潘季驯、刘东星等数河臣和地方官员，在与洪水、泥沙搏斗中，又前赴后继，竭力大搞河湖分隔工程。先后开挖康济河、弘济河、宝应越河、邵伯越河、界首越河、弘济河南河、弘济河北河，并连贯成一条河，变风涛易为坦途，终于使官民船只永避高邮湖、宝应湖、白马湖、邵伯湖、界首湖的风涛之险。这是自邗沟开挖以后 2099 年的一次重大创举，自此扬州境内自仪征江口或瓜洲江口北上至宝应，官民船只航行由河而不再由湖。前后历时 123 年，众河臣、地方官员终于完成告别湖漕这一艰难而具有决定作用的关键工程，它奠定了以后宝应至邵伯运河的基础。

五、现代的复兴与新使命

（一）南水北调工程中的重要角色

京杭大运河在现代成为南水北调工程东部线路的重要调水主线，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水北调东线工程规划从江苏扬州附近的长江干流引水，利用京杭大运河以及与其平行的河道输水。

东线工程供水范围涉及苏、皖、鲁、冀、津五省市，包括苏北除里下河腹部及其以东和北部高地外的淮河下游平原；安徽省蚌埠以下淮河两岸、淮北市以东的新汴河两岸及天长县部分地区；山东省的南四湖周边、韩庄运河和梁济运河侧、胶东地区部分城市及鲁北非引黄灌区；河北黑龙港运东地区；天津市及近郊区。其目的是缓解这些地区水资源短缺的状况。

在工程实施过程中，为保证水量，对原输水通道京杭大运河进行了整治提升，同时规划建设了输水支线，新开了河道，新建了提升泵站。为保证水质，对沿线区域进行综合环境整治，关闭了船厂、码头和化工企业，确保沿线输水断面全部达标。

南水北调东线工程充分利用了沿线洪泽湖、骆马湖、南四湖和东平湖这四大调蓄湖泊，将长江水抽至调蓄湖泊之中，再根据需水量从调蓄湖泊中向外抽水，既可以减轻提水的能耗，又能起到调节水量的作用。目前，东线工程已完成多个年度调水任务，抽江水量超过 480 亿立方米，累计调水入山东省 52.9 亿立方米。自 2019 年以来，还实施了两次北延调水，累计向河北、天津共调水 8987 万立方米，惠及沿线 6900 多万人。

（二）文化遗产的价值

2014 年，京杭大运河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京杭大运河具有四大基本价值：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起到彰显民族身份和促进文化认同的作用；作为区域城乡生产与生活的重要保障的价值，具有输水、航运和灌溉等现实功用；作为区域生态基础设施的价值，是保障国土生态安全的关键性格局的骨干成分；作为潜在的休闲通道的价值，是国民身心再生和教育的战略性资源。

京杭大运河遗产廊道由自然生态系统、文化遗产系统与廊道支持系统三大部份构成。作为运河建成背景，与运河生态功能维护相关的湿地、林地、农田等区域景观和环境要素，构成运河廊道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与运河 “漕运” 功能相关的河道、水源、水利与航运工程设施等水利工程遗产，与其历史相关的古建筑、古遗址、运河聚落等物质文化遗产与戏曲歌舞、民俗传说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其空间相关的其它非运河类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构成廊道重要的文化遗产系统；游憩道、解说系统、公共服务设施，构成廊道重要的支持系统。

大运河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文明创造标志之一，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集中体现了自强不息、天人合一、勇于创新、开放包容、实事求是、长期坚持、统筹兼顾、整体主义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理念，是当代实现 “第二个结合” 的重要领域，对于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凝聚民族奋进力量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